新书：(法）包利威《中国鸦片史（1750-1950）》

《中国鸦片史》

作者: [法]包利威 
出版社: 中国画报出版社
译者: 袁俊生 
出版年: 2019年4月
页数: 324
定价: 88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14616965

内容简介

丁丁在《蓝莲花》中的冒险经历以及波德莱尔所描述的《人造天堂》让西方人陷入遐想，在他们的想象当中，鸦片与中国文化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而中国人则把鸦片看作是“外来”的毒品，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象征，在19世纪里，中国连续两次遭受鸦片战争的侵害。1750年，英国不法商贩将印度鸦片大量走私到中国，1950年，中共创建的新中国彻底铲除了鸦片，在这两百年间，鸦片给中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部扣人心弦的出色论著打破历史文化的偏见，颠覆了许多被人广为采纳的观点，客观描述了鸦片在中国的全景：种植与制作、内政与外交，政治经济与社会、烟民与烟馆，深入地探究了鸦片渗透到中国社会的种种原因以及在中国的复杂演变。作者透过鸦片，勾画出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为读者带来一部浓缩的现代世界史。

作者简介

包利威，199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历史学学士学位，专攻中国史。1998-2000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法语。返法后，从师法国汉学家安克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2005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此时已将研究方向定位于旧中国广州地区的鸦片史。此后，前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返回法国后，分别在巴黎第七大学、巴黎第八大学、奥帕尔海岸大学任教。2010年，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座教授。从2015年起，任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包利威将研究方向放在鸦片史上，此后他先后发表了三部研究专著：《一种垂危的毒品史：1906-1936年间广州的鸦片》，《鸦片在中国：1750-1950》，《从鸦片战争至当下的中国》。此外他还用中文发表了多篇有关鸦片的研究论述。

译者简介：袁俊生，1978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并留校任教。1979-1984年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工作，现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任副教授。主要译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合译），中短篇小说《唬——小黑猫成长记》《说烦了爱》《风月趣谈》《前世今生》《磨坊信札》；人物传记《卡萨诺瓦传奇》《永远的小王子》《齐达内传》《布勒东传》《阿拉贡传》《兰波传》《马塞尔·杜尚传》；文学理论著作《超现实主义宣言》；科普读物《孤独的真相》以及园艺文学作品《催情植物传奇》等。

目录

序言

中文版序

引言

第一章 从制作烟膏到吸食鸦片

第一节 从罂粟到鸦片制品

一、罂粟种植

二、生鸦片

三、熬制

第二节 吸食鸦片烟

一、烟具

二、吸食鸦片的方式

三、吗啡和海洛因

第三节 用途与危害性

一、特性

二、依赖性、成瘾性以及危害性

第二章 处于外交关系旋涡中的鸦片

第一节 在强行打开中国国门时印度鸦片所发挥的作用

一、19世纪之前的鸦片贸易渠道

二、印度鸦片在中国确立优势地位

三、两次鸦片战争

第二节 中英两国之间达成的条约

一、1907年《中英禁烟条约》

二、1911年《中英禁烟条件》

三、1913年后清除存药的问题

第三节 中国融入国际大社会

一、战前国际禁烟会议：中国的外交胜利

二、国际联盟与鸦片

第四节 日本人“毒化”过中国人吗？

第三章 宏观经济影响

第一节 鸦片对外贸盈余的影响

第二节 鸦片生产及农村经济

一、罂粟种植的广度与地域

二、罂粟种植是粮食作物减少的主因吗？

第三节 易货交易的催化剂

一、复杂的销售网络

二、地区及区域间贸易平衡

三、鸦片及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四节 加强税收的有力工具

一、一种传统上很轻的税负

二、鸦片税及其作用

第四章 鸦片：内政的关键筹码

第一节 1729-1842年：问题的源头

一、早期的禁毒诏令

二、1835-1838年的辩论

第二节 1842-1906年：清廷优柔寡断

第三节 1906-1916年：十年计划，社会总动员的创举

一、指导性意见

二、计划的执行与结果

第四节 1912-1935年：革命者与军阀

一、对军阀的一把双刃剑

二、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做法

第五节 1935-1940年：六年禁烟计划获得局部成功

一、总原则

二、管理机构的组织结构

三、禁烟计划的结果与收效

第六节 1937-1949年：国民党的最后努力

第七节 最后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禁烟运动

第五章 烟民：变化过程及特征

第一节 1800-1890年：毒品蔓延势头难以阻挡

一、地域蔓延

二、社会蔓延

第二节 1890-1916年：衰退与宣传

一、鸦片消费量减少以及烟民的变化

二、认知方面的变化

第三节 1916年后鸦片“死灰复燃”的问题

第四节 20世纪烟民透视

一、年龄、类别及职业

二、民族与宗教

第六章 吸食鸦片的场所

第一节 赌场、妓院和茶肆

第二节 鸦片烟馆的龌龊传说

一、禁烟斗争首选的攻击目标

二、对鸦片烟馆的描述

第三节 苦力烟馆、豪华烟馆及街区烟馆

一、苦力烟馆

二、豪华烟馆

三、街区烟馆

第四节 烟馆里的日常生活

结论

与鸦片相关的纪年表

参考文献和参考书目

一、参考文献

二、参考书目

译后记

序言

鸦片在中国的历史是如此恢宏，如此波澜壮阔，它为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叙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让公众回想起旧时代卑鄙的罪恶，回想起可怕的堕落行为，大部分明智的历史学家对此题材宁愿避而远之。人们总是赋予鸦片更多的意义，因此鸦片看起来似乎更适合于用来撰写难以置信的故事，而非用来做学术研究课题。尽管如此，假如我们不对此类奇特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话，那么也就没有哪门学科可以让人更自然地去探讨现代社会形成的题材了。鸦片是在当时全世界唯一被商业化的高价值商品，细心的历史学家可以从此商品入手，去勾画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包括越洋贸易的发展，现代国家的形成，财政管理集权化，公民社团问世以及奢侈品消费文化的发展等。还是让我们把新闻媒体所说的毒品成瘾以及世风日下统统抛在脑后吧。鸦片实实在在所带给我们的，恰好是让我们得以勾勒出一部浓缩的现代世界史，包利威正是通过这部鸦片在中国的编年史，倾心将一部浓缩的世界史奉献给读者。

　　当然所有的历史都有一个开端，作者开篇也是追溯到鸦片历史的源头：在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把大英帝国各地出产的商品列成清单，然后将这些商品卖给潜在的客户。有一种商品在初次列入商品清单时并不是很赚钱的产品，它不过是一种从罂粟汁液里提取的药物，它的名字很快就成为欧洲最流行的词汇，但其效用却极为有害，其危害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英国东印度公司深知为获得欣悦感而吸食鸦片并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便明令禁止其销售员在英国推销鸦片。东印度公司甚至曾一度扪心自问，向有些国家比如大清国推销鸦片是不是有正当的理由，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鸦片的各种用途均遭明令禁止，无论是鸦片消费，还是进口鸦片；无论是批发销售，还是零售，都是非法的。

　　不过生意毕竟是生意，东印度公司面临一个极特殊的问题。与其他所有同亚洲国家做生意的公司一样，东印度公司在从事欧洲与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并未赚到太多钱，但在整个销售网各不同点之间推销商品时却能赚到不少钱，这就是所谓的“港脚贸易”，即区域间的贸易活动。欧洲公司从中国购买的东西总比卖给中国的要多，因为中国商品在欧洲很受欢迎，丝绸、茶叶、瓷器，甚至连大黄都非常抢手，为购买这些商品，欧洲贸易公司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在往返于欧洲—中国的航线上，他们要穿越急流险滩，避开险礁暗石，经过一个个港口，才能将货物运抵目的地。而在运往中国的诸多商品当中就有鸦片。

　　说起19世纪的鸦片，欧洲人把那段历史讲述得惊心动魄，而到了20世纪，中国人也把那段历史描述得波澜壮阔，但这段历史的起源似乎讲解得并不清楚。一开始，鸦片贸易只是用来弥补欧洲人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1840年，经英国议会批准的鸦片战争只是厚颜无耻的资本家精心策划的阴谋，目的是为了打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但鸦片贸易获取的利润如此丰厚，以至于欧洲帝国主义的捍卫者们最终将鸦片当作一种商品推销到全球市场上，即便是最正派的商人竟也获许去推销这一商品，在面对道德素养差的民族时，这些商人在推销鸦片的过程中居然还带着一种优越感，让毒品去肆意伤害这些人民而无动于衷。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被肆无忌惮地美化为欧洲文明最崇高的价值，让人感觉欧洲的一切都比中国的优越。双方的卫道士没想到会面临一种令人难堪的现实：要想把东西卖出去，还真得仰仗擅长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欧洲商人在把鸦片卖给中国方面显得无能为力，甚至连批发生意都做不来。

　　中国人很快就对某些贸易公司做生意的方式感到不爽，这些公司仗着财大气粗，竟然妄自尊大，一手遮天。他们颠倒黑白，居然一再声称，做鸦片生意并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只是让人受点儿损害。在中国推行一种非法商品经济则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两种说法相互效法：一种说法称这是欧洲奸商损人利己，只顾赚钱的闹剧；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无辜的中国人民饱受毒品摧残的悲剧，国家的外汇储备也被掠夺走了。一些人认为帝国代表着善，善良的人们为自身致富，为改善劣等文明而去促成这种善；另一些人则认为帝国代表着恶，是坏人让毫无戒备的善良人蒙受羞辱的恶。虽然是同一种局面，但却有两种说法。

　　鸦片让人蒙受损害的说法很快就占了上风，接着又在20世纪取得决定性的转折：晚清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发动禁烟运动，随后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也推行禁烟运动，最后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发动禁绝鸦片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是为了让中国摆脱毒品灾祸。若从这一角度来讲述，鸦片的历史就会孕育出一系列其他的说法：一方面，国家的能力日渐强盛，让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意愿，同时也让本国人民去接纳这一意愿；另一方面，社会精英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也在提升，他们已初步学会该如何向国家施加压力，但又置身于其体系之外。这两种说法是真实可信的，但却有许多漏洞。而包利威的论著恰好弥补了这些漏洞，并为这些说法起到有益的改进作用。包利威的论著并非仅仅依照国家的论点去作评述，或以供求关系为切入点去展开自己的论述，他向读者揭示出毒品对于每一个使用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还给我们描绘出鸦片消费方方面面的差异，这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历史。

　　包利威对各地方的鸦片消费很感兴趣，他就这个课题作了许多很有特色的研究，正是这一课题促使作者提出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他在引言当中提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鸦片会在19世纪的中国令人吃惊地成为红极一时的毒品呢？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中国人会在20世纪短短几十年内便彻底根除了这一毒品呢？这显然是中国鸦片史当中*的悖论：一种外国商品能很快融入这个社会之中，以至于被外国人认作是地道的“中国货”，接下来它又很快被淘汰掉了，尽管它在人际关系当中是最难以撼动的当红商品，要是送给来访的客人一支烟枪，那可是盛情款待的表示。我们可以尝试着将这一变化过程归结于所有毒品和令人上瘾食品的致命缺陷：由克制消费转入过度消费的过程过于轻松，由无害的娱乐转变为危险社会问题的过程过于容易。不过，对社会习俗作出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改变将会引起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的连锁反应。关于中国，我们所知道的是，有些外国人将中国人的鸦片瘾描绘成一种民族道德沦丧的象征，而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对外国人的侮辱性指责十分恼怒，因此他们联手发动禁烟运动，并取得了骄人的成果。在20世纪，如果不对鸦片采取零容忍的政策，那么任何一届中国政府都不能声称自己是合法的政府。这样一个结果在当今的中国依然有效，尽管毒品在暗地里又呈死灰复燃之势。

　　这只是历史学家所采取的几种研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有才华的历史学家就可以无穷尽地讲述中国在最近三百年当中所经历的变化。这种变化促使一个帝国以自己的方式与世界经济合作，展现出一个现代国家的风采，如今中国与和世界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体系就有可能遭遇崩溃。包利威以鸦片这一主题为出发点，探讨了问题的方方面面，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总之，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非法毒品交易的规模已让作者在本书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变得黯然失色，而且非法毒品已渗透到各个领域，无论是时尚界，还是恐怖主义组织，人们都能看到非法毒品的踪迹。我们之所以为清白无辜作辩护，或许是出于人自身的愿望，本着这一愿望，我们不会去对前辈作道德评判，而我们往往会拿旧时代刻板的影像、拿当下简单化的影像来描绘他们，这会让当今时代的捍卫者们对这种极赚钱的商品（它当然还在害人）依然流行于世而感到痛心疾首；更不会去暗示最好别用鸦片来充当资本流动的润滑剂。不过，这个要求倒不像是提给本书所描绘的鸦片吸食者的，难道这不正是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吗？因为鸦片吸食者是某一时代、某一特定地域内的奴隶，而时间和地域恰好是他们所不能左右的。

（卜正明，原文为英文，法文本由奥迪勒·德芒热翻译）

中文版序

包利威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对鸦片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分析，但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分析只是以外交及军事层面上所发生的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这一视角去观察而做出的。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学者发表了多篇出色的研究专著，其中有刘增合先生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有肖红松先生的《近代河北烟毒与治理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以及尚季芳先生的《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险与禁毒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些研究专著表明中国史学界刮起一股清风，以更清晰的手法去重新审视鸦片这一历史问题。本书《鸦片在中国：1750—1950》中文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版的。

本书的宗旨在于在研究鸦片历史问题的同时，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概述，鸦片毕竟在两个世纪里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单就鸦片本身而言，本书并未刻意偏重于从政治及外交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而是从各个视角、各个层面上去观察分析这个问题。在阅读过本书的各个章节之后，读者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各阶层一时嗜食鸦片，但它既没有给中国的公共健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没有让国家穷得难以为继，更没有让国家行政机构彻底瘫痪。

本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论述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中国读者也许会对这一问题感到格外吃惊。2000年年初，在读到中国历史学家就鸦片问题所作的研究专著时，我就对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感到震惊，因为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只是一种公设，而从未被证实过。况且有些作者只满足于讲述一些东摘西抄的奇闻逸事，却并不注重这些事件的代表性，比如有些抽大烟的人因吸食鸦片而家破人亡，也有人卖儿卖女，还有人逼迫自己老婆去卖淫等。有些说法甚至是不加分析，直接从清末及民国初期反毒品出版物上摘抄下来的，比如有些说法声称“烟馆多于米店”。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华国民拒毒会总是公布一些危言耸听的数据（完全不合实际的数据），但这些数据却经常被人引用。有些估计出来的数据也就以讹传讹，被一本接一本的专著所引用，但引用者却从未对这些数据提出过疑问，比如《申报》在1872年的报道中称上海拥有1700家烟馆，而那时候，上海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市。

研究清末及民国时期鸦片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情。尽管如此，只要挖掘各种不同的信息来源，查阅各种新开放的原始资料，就完全有可能证明。由此展现出的图像是，鸦片就是一种类似烈性酒一样的东西，如今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酗酒者也是大有人在的。鸦片本身就是一种产品，而滥用鸦片会让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但吸食者很快就得出教训，甚至琢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降低吸食鸦片的风险，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吸食者认为这是一种乐趣，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会受到影响，而且也不会影响到周围亲近的人，更不会让他们倾家荡产。

然而，有一点十分清楚：我们依然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才能以更客观的方式去评价鸦片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在中国或在国外发表的*研究成果将会推翻本书所作出的结论，地方专著或针对鸦片问题中某一特殊题材的深入研究将是这类*研究的主要表现形式。

　　2017年1月10日于法国